我叫郁期青，是国家测绘局第一大地测量队的一名退休高工，我汇报的题目是：“难忘的经历，殷切的希望。”我1956年进队，1996年退休，在这个团结拼搏，催人奋进的英雄群体里整整干了40年。
我17岁从南京地质学校毕业，参加国家“一五”计划建设，工作的第一站便是远离江苏无锡老家三千多公里的青海柴达木盆地，开始了“早穿皮袄午穿纱，牵着骆驼常搬家”的帐篷生活。从此我和大西北、大西南的大山荒漠结下了不解之缘。40年中，曾四次进西藏，五次去青海，七次到新疆，八次到甘肃。在昆仑山、祁连山、天山、唐古拉山上宿过营，在腾格里沙漠、毛乌素沙漠流过汗。亲身经历过火焰山附近50多度烈日高温的蒸烤，也体验过西藏特高山区零下40多度严寒的滋味。
大地测量任务覆盖全国，作业区域广，队伍流动性大。一般情况下都是以小组为单位单独作业，有时出去一转就是两、三个月，与中队不照面。多数工种作业时，作业人员靠两条腿步行。搞三角选点的，一天走上五十公里是很平常的事。
我保守地统计了一下，40年来，我在野外作业中徒步行走的里程累加起来不少于12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走三圈。
要说大地测量苦，那一点不假。究竟苦在哪里？我认为已故李先念主席给一大队的题词作了最精辟的注解。那就是“经天纬地，开路先锋”。我们搞经济建设，搞国防建设，搞资源开发，那一项离得开规划和地图？离得开大地测量这个先行者？开路难，当开路先锋就更难。在探索中，什么意外情况都有可能发生。1957年，我们一等观测组在甘肃大泉到敦煌作业，那年岳殿春被土匪杀害，曹运圣等两人在嘉峪关翻车中丧生。一下子牺牲了三名战友，谁能料到啊！
每一位大地测量队员，尤其是老队员，在当年运输条件通讯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为了测绘事业常年奔波在野外，虽然想家，但无法顾家，甚至连写好的信都无法邮出，因而对妻子和儿女都有一种深深的愧疚。我还记得，一年冬天我回家探亲，三岁的小儿子眨巴着眼怯生生地望着我，在妈妈的催促下，朝我喊了一声“舅舅”。因此可以说，“舍弃小家，报效祖国”已成为一大队队员共同的职业操守。明年元月，是我和妻子结婚50周年金婚纪念，儿女们都说要好好庆祝一番，以弥补我们俩曾异地分居长达17年之久的历史缺憾！
为了测量珠峰的精确高度，我曾前后三年在特高山区的冰雪世界里工作了200多天；1975年任务后期又因患高山肺水肿在医院抢救治疗了200多天。前者是和恶劣的自然环境拼搏，后者是与病魔顽强抗争。这两个200多天，记录了我几十年测绘生涯中最难忘的历史片段。
大家都知道，珠穆朗玛峰是号称“地球第三极”的世界最高峰。它是亿万年前特提斯海谷受地球板块运动强烈挤压突然隆起的产物。它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又引人入胜的地方。它的特殊，它的诡秘，吸引了世界上众多探险家和科研人员前往探险揭秘。那么，最高峰究竟有多高？各个国家地图上标志的数据都不同，可谓众说纷纭，各持己见，成了一个谜。因而精确测量珠峰的海拔高程具有重大的国际影响和科学价值。在这个背景下，经聂荣臻元帅批准，于1965年底，中国科学院西藏科学考察队应运而生。科考队规模很大，涉及5个专题，30多个学科。我们测绘专题属于第五专题组，任务是精确测量珠峰高程和测绘珠峰北坡1：2.5万地形图。当时，我和其他十几名同志被抽调到科考队。我出任专题组副组长，分管测量高程的技术工作。
任务才下不久，传闻就接踵而至。有的说进西藏又冷又缺氧，喊爹又叫娘，也有的说，去珠峰是玩命，就是不死也要脱掉几层皮，说得怪玄乎，挺骇人的。当时我想，自己递交过入党申请书，组织上百里挑一选中了我，是信任是器重，更是考验，就是再苦再险，哪怕撂下这100多斤，也要去闯一闯。决心下定，原来的一丝隐忧一扫而光。当时国家测绘总局局长陈外欧将军亲临西安给我们作思想动员，要求我们学习红军精神，以王杰同志为榜样，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心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特别是身体准备。于是我们每天凌晨起床后长跑5公里，接着做健身操，练爬绳、引体向上，做俯卧撑。下午打两个小时篮球或背上沙袋爬楼梯，如此天天坚持，风雨无阻。我们在“练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的思想指导下，自觉加大训练难度。以练俯卧撑为例，开头要求双掌着地练二十下，后来增加到50下，再后来由手掌支撑改成三指支撑，来锻炼拇指、食指、中指的功力，以保证日后攀登陡岩时稳操胜券。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通过两个月的强化训练，体质明显增强。1966年3月，我们向西藏进军。在车况和路况都不好的条件下，人人都经受住了乘坐长途汽车半月之久颠簸之苦，顺利到达海拔5000米的登山大本营——绒布寺。
在科考队中，被登山队称为“小老虎”的就是我们测绘专题组。到大本营后，其他专题组的同志都被指令休息一周，以缓解“睡不好，吃不下”等高山反应，恢复体力。唯独我们测绘分队，到达第二天就全面铺开了工作。是大家不累吗？不是。据上海高山生理研究所的专家测定，人在海拔5000米这样的缺氧环境中即使平卧休息，其心脏负荷也相当于在内地干重体力劳动。何况我们测绘队员还要背上几十斤重的帐篷、仪器等装备登山作业呢？!任务太重了，时不我待啊。按计划，我们十几个人分成四个小组，要在两个月内完成40多个6000米以上测点的三角测量任务，80公里的二等水准观测任务，还需把几何水准引测到6120米的高度¨¨¨珠峰地区的气象就是怪，进入6月便跨进雪季，几乎天天下雪，你想干也干不成，所以那么多任务必须赶在5月底前搞完。我当时也豁出去了，带着一个三角组突击难点。测区内6500米以上的点共三个，我们组就测了两个。为此登山队教练还给我签发了国家二级登山运动员证书。
1966年，由于“文革”运动的干扰，工作留下了一点尾巴，1968年春天，我们再度挺进珠峰，完成了补点科考任务。
1975年，经国务院批准，中国男女登山队再次攀登珠峰。同时，组建测绘分队，在登山队登顶架设好测量觇标后，在各个控制点上实施同步交会观测，以获取最佳的观测数据。这一年，我第三次入选测绘分队。参加测绘珠峰的最后冲刺。出发前在北京集训时，我荣幸地和其他登山队员一起，于元月20日在首都体育馆受到了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3月底，我们全体登山队员列队在大本营广场的五星红旗下，举起右拳庄严地向祖国宣誓，大家含着热泪，字字千钧，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完成任务，为伟大祖国争光，为炎黄子孙争气!当晚我在日记上写道：都36岁了，人生能有几次搏，此时不搏待何时！下定了参加北坳突击小组的决心。经三次申请，终获批准，心情万分激动，但也潜藏一丝担忧。
4月4日，突击小组一行8人，从5400米营地出发，经两天行军来到6500米营地。第三天拂晓，我们在彭教练带领下，向海拔7028米的北坳发起冲击。
抬头看北坳，好家伙，它哪里像山啊，看不到一块岩石，看不到一点黑色，横在面前的简直像一垛500米高的冰雪长城，笔陡笔陡的，最大坡度达70度，而且雪崩频繁，冰裂缝很多，攀登时险象环生。早年一支英国探险队就是在北坳的一次大雪崩中全军覆没，怪不得都说北坳是第一道天险。往上攀登，为了便于相互保护，8个人用尼龙绳串在一起，按S形路线结组迂回前进。越往上，越缺氧，背上的仪器装备越沉重，可以说，每走一步都是对体力和意志力的一次新考验。教练在前面探路引导，遇到危险时不时发出威严的命令：“注意，前边通过裂缝，脚步不准偏离！”，“小心，前边是雪崩区，快速通过，不许停留!”。就这样我们就经过七个多小时的攀登，终于登上了北坳，完成了重力测量和航测调绘任务。
北坳下来之后，我们又连续爬了几座雪山。我因体力透支太多，抵抗力下降，于5月中旬患了重感冒，发烧41度，两天后转成肺水肿、胸膜炎并发症，送到日喀则野战医院抢救。当时我病情危急，高度昏迷，天天打吊针，实行特级护理，连续半个多月的高烧，我由一个壮汉变得骨瘦如柴，体重由141斤下降到70斤，人烧的很少出汗了。经35天抢救，我的病情转入低烧。后来，组织上安排我乘飞机到北京继续治疗。经院长特批，我转入总后309医院住院治疗，被安排在二病区，当时和陈景润同志在一个病区，同桌吃饭，得到了最好的治疗和照顾。一般的胸膜炎抽两次胸水就可以康复，而我呢，却间断抽了8次，最后抽出来的全是脓血。经200天治疗，身体基本康复，却留下了动脉硬化、胸膜粘连的后遗症。这也许是我三进珠峰的纪念吧。
有播种就会有收获。当年我们精测的珠峰高程向全世界公布后，立即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承认，我心头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作为一名测绘科技工作者，我的付出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就是最大的满足。
我总认为，野外大地测量是一个艰苦行业，也是一个高风险行业。队伍应该年轻化，这样才更有活力。待遇也应该高一些。我退休后，由于两个儿子在无锡，就回了老家。我常想，有生之年应该做些公益工作，便主动与无锡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联系，被聘为市革命传统报告团报告员，并参加了无锡二中德育讲师团的志愿宣教活动，还参加了与少年犯结对帮教的交友活动。宣传教育的主题内容还是通过现身说法，弘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测绘精神。我认为，不论过去、现在、还是今后，艰苦奋斗的精神都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是立国之本、固国之本、强国之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靠谁？靠大家，主要是靠当代青少年。经济发展了，科技进步了，生活富裕了，更要坚持和加强这方面的教育。坚持下去，必有成效。
下面说点家事。我在家中是个不称职的父亲，在职时对孩子的关心照顾太少太少。但儿女们理解我，很少有埋怨。他们依靠自己的努力，都成为大学生、研究生。近日我又得到一个喜讯，今年参加高考的外甥，已被香港理工大学录取并享受每年12万港币的全额奖学金。晚辈们较快的成长进步，恐怕与受长辈艰苦奋斗的传统作风潜移默化的熏陶有关。
最后衷心希望，我的母队——国测一大队在各方面的建设中更上一层楼，也希望队友们珍惜来之不易的集体荣誉，在继承光荣传统中创新，在创新中奋进！
原载：光明网 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