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底美国尼克松政府放弃各主要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35美元1盎司）固定兑换的双挂钩体制，这样美元就丧失了其与黄金按固定比例兑换即等价的国际储备货币的垄断地位，并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那么，特朗普政府为何还将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归咎为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所带来的副作用，因此要全球也为此买单呢？
石油计价并未重建美元垄断地位
一种说法是后来的石油美元又重建了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垄断地位。其实则不然。1974年美国确实与沙特阿拉伯达成了使用美元计价石油的协议，并得到了其他石油输出国的赞同。这其中固然有美国自己试图维持其美元国际储备货币统治地位的努力，但这已经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唯有美元与黄金直接固定比例挂钩的垄断地位有本质上的不同。这既是因为石油的美元价格完全要受市场和地缘政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发生剧烈的波动，更是因为以美元计价并不意味着石油输出国组织只接受美元支付。当时大量进口石油的西欧多国仍然采用本国货币支付，在英国的北海石油发现开采之后，英镑石油也曾热闹一时。实际上，自从1970年代初石油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市场就进入了美元占优势的多种储备货币此消彼长、共同运行的时代。21世纪以来，即便不考虑许多国家之间贸易达成的双面直接支付部分，美元在SWIFT系统内的支付比例已长期徘徊在50%以下。
因此，石油输出国组织选择美元计价石油以及美元继续作为世界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并非出于偶然因素， 而是源于其对当时美国经济实力和美元价值在今后长期中仍然相对最可靠和稳定的判断。这一点从1970年代初美元指数推出之后，适逢石油危机导致其在100点上下巨幢震荡，迄今历时50多年的风雨飘摇，今天仍然围绕在这100基点左右也得到充分的验证。这是世界上任何其他货币都不具备的作为稳定与可靠的交易手段和价值尺度。
事实上，不仅当年凯恩斯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就提出不以美元而是创造一种国际货币来建立战后国际储备货币的建议，特里芬也在上述书中反复强调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建立国际货币的必要性，但是，后来由国际货币基金设立的特别提款权的实验说明，在主权民族国家竞争的当代世界，并不能建立起真正广泛使用的国际货币，就如人工设计的，也曾经热闹一时的世界语，不能替代各国的民族语言一样。
因此从这个角度看，石油危机后国际储备货币本来并不天然是美元，但美元被证明是那个时代无法替代的最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所以难怪当年并不是石油输出国组织的苏联，长期不接受美元以外的一切货币支付。实际上，在新世纪之交欧元推出之后，许多国家都曾经将欧元以及也曾将日元等作为重要国际储备货币，但由于持有这些货币的长期贬值波动趋势和投资效益不彰，最后又不得不将主要部分转回到美元储备。而且尽管有一些国家出于各种考虑规避美元而进行双方的直接交易结算，但是其计价依据仍然还是要参照各自货币在国际市场上与美元的汇率。
当然毫无疑问的是，美国长期利用了美元实际上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特别是利用SWIFT这个银行间通讯系统和CHIPS这个美元跨境支付清算系统将美元武器化，以维持和强化美元的实际支配权力。但这并没有改变国际储备货币在布雷森林体系解体之后从来也是多元化的格局。其中美元所占国际储备货币的比例从1970年代初的85%，更是随着美国经济占全球比例的下降和美国贸易财政双赤字的发展，今天已经逐级下降到不到58%，而欧元、英镑、日元等发达经济体的货币则长期占到35%以上。 今年特朗普政府发动关税战，一度造成美国国债市场的巨幅波动，同时也导致了美元指数的急剧走低，很多人在市场上抛售美元而购买其他国际储备货币。由此可见，美元作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并不是天然和牢固的，而是受到各种市场力量的竞争和约束。
贸易逆差与国际储备货币并无必然联系
前面说道，是否如特里芬困境所言成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就必须保持经常项目逆差呢？其实并不尽然。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自然要给国际市场提供大量的本国货币，但提供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如美国现在这种贸易逆差、经常项目逆差的负债形式，也可以是对外借款、对外投资等债权股权与国际援助、移民向原母国汇款等单边转移方式。19世纪中英镑始终是无可争议的国际主要储备货币，但是得益于凭借其殖民帝国的高投资回报，英国并没有经常项目逆差，这并没有妨碍英镑长期发挥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和功能。美元在二战后成为主导的国际储备货币，但是直到1970年代初的25年中，尽管有美元兑换黄金的硬性约束，美国对外贸易和经常项目几乎始终保持顺差，主要是因为美国当时以对外巨额投资借贷等多种股权债权以及主导性国际援助的方式输出了美元。欧元是世界第二大国际储备货币，欧盟区贸易账户和经常账户长期顺差，并没有影响欧元输出。作为世界上第三大国际储备货币的日元，近15年来，尽管日本也持续出现了贸易逆差，得益于日本在金融资本账户下的巨额对外投资，这样就保证了经常账户下的初次收入项有了稳定的投资收益流，日本的经常项目从来总体上都保持着大额顺差。这也并没有妨碍日元成为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满足国外需求。瑞士这个小国的瑞士法郎也是国际货币储备货币之一，但瑞士的经常账户长期也是顺差。这些与特里芬困境相悖的史实表明，特里芬困境的假说本身存在着内在缺陷。
特利芬困境假说的内在逻辑缺陷
其实，这些年来已有不少人对特里芬困境不以为然，并提出了批评。一些人说，特里芬困境仅仅是成功地说明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其实我们前面已经指出，这也多少是个误解），而在今天早已过时。因为今天尽管有大量持续贸易和经常项目逆差，已经可以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金融资本市场的流动性来实现美国国际收支大体上的平衡。当然他们也承认这带来了美国财政金融体系内部的脆弱性。
其实，公允地说，特里芬困境所断言的前半句，即一国的经常项目长期逆差，必然会或迟或早地导致其货币的贬值及金融危机，是完全正确的，在今天也并不过时，只是不够聚焦。因为这句话对于任何主权国家的货币而言都正确。设想即便不是国际储备货币，经常项目长期逆差也必然导致出现本币严重贬值的金融危机和通货膨胀。只是一国货币，如果同时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其储备货币在全球所占的比例越高，实力越强，就越可以将这个贬值和崩盘的结果在长时期中延续下去，但这也只是温水煮青蛙、饮鸩止渴，在不断的酝酿和积累危机中去逼近那最后崩盘的悬崖。
但是，特里芬困境假说的后半句，即一国的经常项目长期保持平衡或顺差，其货币又同时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则由于其国内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与国际市场对于储备货币需求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则必然不能满足国际对储备货币和保持充沛流动性的需求，则是完全错误的，也与众多历史事实不符。其原因在于，经常项目顺差既可以是因为贸易顺差，也可以是因为在经常项目下的货物和服务贸易项目之外，还有初次收入和二次收入。特别是在国外投资贷款等带来的经常性股息分红和利息的初次收入，在经常性项目顺差的情况下，即便是贸易项下存在逆差，因为有向海外的大量投资和借款乃至各种国际援助，这就同时可以几乎无限满足国际上对储备货币和流动性的需求。因此，特里芬困境前半句是普遍真理，对所有国家而不仅是储备货币的国家始终成立。后半句则存在重大逻辑漏洞，因此才会与众多史实不符。
综上所述，无论是特朗普政府将美国的贸易逆差归咎于美元的储备地位，还是有人认为如果人民币今后成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也会必然面临贸易逆差的尴尬，其实都是毫无根据的。
所以，可以肯定地说，不是美国作为国际的主要储备货币之一，就导致了美国长期以来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和经常账户逆差，而是另有更深层的原因使得美国从世界上最大的对外投资和债权国、最大的国际援助国变为包括贸易财政双赤字持续增加的最大债务国。要找出这背后完整的真正原因，我们还要多少借助于当年亨廷顿、巴菲特、萨缪尔逊这些先知的叙事线索去开始新的探索。
完成这个完整的真实原因的探寻，我们就可以多少理解说话听起来总是不靠谱的特朗普，为什么反复唠叨：尽管他眼中美国今天面临着天大的危境，但他并不埋怨甚至称赞外国及其领导人，说他们只是做了为自己国家所需要做的事情。相反，他不仅强烈抨击民主党，而且也一竿子打翻共和党的建制派，将责任归咎于美国自己这些年来两党历任总统的错误。从那儿我们进而也就可以开始一窥查理·芒格在特朗普首次上任刚一年时，就预言他一定会（离开）再回来的超人慧眼，究竟看到了什么我们所没有看到的东西……（未完待续）